当我想到心理治疗，特别是思索成功治疗的关键成分时，那个厨艺课程就会进入我的脑海。正规的教材、期刊论文以及文献把治疗描述成一种精确并且系统性的工作，具有仔细勾勒出的阶段、关键的技术性干预、井然有序的发展以及对移情的解决、对客体关系的分析，还有谨慎合理的程序来进行解释以提升内省。然而我深信不疑，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治疗师撒入了“真正的东西”。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动力性治疗方法，其焦点在于根植于个体存在中的关怀。
对临床心理治疗师来说，把病人最深层的内部冲突精确识别出来极为不易，他们很少有机会观察到根本冲突的原始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病人根本性的担忧被深深掩埋，表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压抑、否认、置换以及象征。
要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做深层的探索，并不意味着探索过去；而是，意味着拂拭掉日常的担忧，深刻地思索个人的存在处境。这意味着跳出时间之外来思索，思索我们的双脚与立足之处之间的关系，思索我们的意识与周围空间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有害的病原一直都存在于身体之中一就好像所有个体都必然面临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压力一样。个体是否会出现临床疾病，有赖于其身体对病原的抵抗力(也就是诸如免疫系统、营养、疲劳等因素)：当抵抗力下降时，即使病原的毒性和活力并没有改变，还是会产生疾病。因此，人类所有个体都处在困境之中，只是有些人对应对困境无能为力：心理病理不仅仅有赖于压力存在与否，还有赖于无所不在的压力与个体防御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
托马斯·哈代6说：“如果有变得更好的方法，就是彻底看一看最坏的情形。
意义永远无法通过研究组成部分而获得，因为意义并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是由高于其所有部分的这个人所创造出来的。
了解另一个个体内心世界的正确方法是“现象学”的方法，直接去看现象本身，不以“标准化”工具和前提假设来与他人相会。必须尽可能“包围住”自己的世界观，进入他人的经验世界。这种认识另一个人的方式在心理治疗中非常可行：每一位好的治疗师都努力以这种方式与病人产生联系，这就是共情、在场、真诚倾听、不带评判地接纳，或用罗洛·梅的话来说，就是“训练有素的纯真”态度。
在这种状态中，人变得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识到自己是经验的(已经建构的)自我，同时也是先验的(正在建构中的)自我；能够包容自己的可能性与局限；能够面对绝对的自由与虚无，并因此感到焦虑。
我并不是要歌颂死亡的美好，也不是要提倡否认生命的病态观念，而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基本两难困境：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天使也是野兽；我们是必死的生物，又因为我们具有自我意识而知道自己终有一死。对死亡进行任何层面的否认都是否认我们的基本自然属性，从而使我们的意识和体验受到愈发普遍的限制。死亡观念的整合可以拯救我们；死亡的观念不是宣判我们将以恐惧和黯淡的悲观主义方式存在，而是像催化剂一样将我们拉入更真诚的生活方式中，增加我们在活着时的乐趣。我们有一些曾经面临死亡者的证词可以作为证据
治疗师开始治疗病人时，通常会聚焦于明显的焦虑或焦虑等价物，还有个体为保护自己免受焦虑困扰而建立起的防御上。虽然治疗工作可以向很多不同的方向开展，但治疗师会继续将焦虑作为灯塔或指南针：他们针对焦虑进行治疗，揭示其根本来源，最终目标是试图根除这些来源。
如果一种害怕使人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定位，也因此无法去面对，那么它就变得更为可怕，引发无助的感觉，进一步加重焦虑。(弗洛伊德觉得焦虑是对无助的一种反应，他写道，焦虑“是一种信号，表明有危险存在”，而个体“预期会处于一种无助的情境”。31)
是什么类型的创伤呢？什么事件如此恶性，竟然会萦绕一生挥之不去？弗洛伊德最早的答案强调无助感。“焦虑是无助的原初反应，后来在面对创伤时作为求助的信号而重现。”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她变得能够接受这些限制，在说“我做不到”时，不再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没有用处。然后，她把能量转向其他力所能及的表现形式。她为自己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最后计划：完成个人和专业上的未竟之事，把未曾说出的情感向其他病人、朋友、医生、子女表达出来
丧偶常常激起人类根本性孤独的问题；失去重要的他人(有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使人更明确地觉察到，虽然我们努力地在世上双双相伴同行，但是根本性孤独仍然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人同死或是为他人而死。
教人们死亡就是教他们生活。
脱敏的意思是，伴随着反复地接触，人们可以习惯任何事情——甚至死亡
许多治疗师多次请病人改变用词，“占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不是“他拥抱我”，而是“我让他拥抱我”。不是“我有的时候头脑不清”，而是“当我受到伤害想哭的时候，我用装迷糊来防御(痛苦)”。
伯纳德每次驱车五十分钟来见我，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段路程是个负担。但是，正如这个梦所显示的，他不能也不愿意安排一个与自我对话的时间。显然对伯纳德以及每一位没有治疗师就不想处理问题的病人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时间或者方便与否，而在于是否愿意对个人生活和改变负担责任。不愿意意识到责任的背后，永远潜藏着对无根感的焦虑
承担责任是改变的先决条件。只要个体相信自己的处境和不快是别人或者某种外力造成的，那么努力改变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在逃避对责任的觉察上有着不屈不挠的创造性
每个有经验的治疗师都知道，这种阻抗数不胜数，因为病人并不是自身生活困境的客观观察者。病人会使用外化的防御机制，或者用各种方法扭曲信息，使之符合其假设的外在世界。因此，治疗师很少能凭借二手信息促使病人承担责任。
莉丝的核心问题是对于男性有特定的信念，对于他们会如何对待她有特定的预期。这些预期歪曲了她的感知，而歪曲的感知恰恰导致她的行为会招致她最害怕出现的后果。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很常见：人们先是预期某件事情会发生，然后依照预期行事使得预期实现，最后将对行为的觉察掩盖在潜意识中。
每位有经验的治疗师都知道，问题并不是病人不知道该做什么。上面这些所有的花招都反映了同样的问题：病人拒绝承担改变的责任，就像在治疗之外，病人拒绝承担对其生活困境的责任一样。
治疗是社交的缩影。在治疗中，病人不但叙述自己的问题，还会在治疗的此时此地(适用于个体、婚姻、家庭或者团体治疗)表现出心理病理。在团体治疗中尤为如此
在个体治疗中，病人在和治疗师的互动中面临的问题经常包括与权威的冲突，或者与父母以及类似于父母人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团体治疗中，病人会遇到很多人，从而激发出不同的人际问题(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异性恋、同性恋、同侪的竞争、亲密关系、自我坦露、宽容、给予和接纳等等)。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把治疗团体看作是每位成员社交世界的缩影。
如果你与症状搏斗，情况只能变得更糟。如果你对自己所作所为、对自己如何创造自己的症状、创造自己的病症、创造自己的存在承担责任，那么在你承担责任的那个时刻你就接近了自己，那时成长与整合都将开始。
沃尔特面对而又想要逃避的，是一种深切的矛盾：人渴望自主，却又逃避自主必然产生的孤独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条前提是过度简化的说法。譬如，有些防御机制会导致逃避自由(譬如无辜的受害者、外化、失去控制)，这些都是适应不良的防御机制；而另一些防御机制(例如对神圣权威的全然信任)会获得很多社会强化，就会被认为是好的、适应性的。有一些人过于全然、开放地面对责任，却没有内心资源去处理由此产生的焦虑。人必须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我力量，才能面对自己的存在处境和其中必然存在的焦虑。
学会不论从别人那里得到多少支持和指导，必须承担对自己生活的最终责任
日本谚语有云：“知而不行，就是完全不知。”责任的觉察，本身并不等于改变；它只是改变过程的第一步。
根深蒂固的心理病理不会简简单单地屈从于劝告；发生改变需要更多的治疗力量
人在一生中(我确信他也会说，在治疗中)做出的重要选择，并不能在意识层面清晰地体验到。事实上，只是在事后追溯才能推断自己其实做出了选择。这类意志可以看作是生命的潜流，虽有方向，却不是明确的实体或目标。它提供推进的力量，却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即刻的观察
许多人为了努力表现自己很坚强而决定不要期望，他们认为这样比较好；期望使人容易受伤或处于暴露自己的状态：“如果我从来没有愿望，那我永远不会软弱。”
我确信单是觉察的技巧就能产生有价值的治疗结果。如果治疗师受到限制，在治疗中只问三个问题，就能最终使几乎所有最严重的病人获得成功。这三个问题是你正在做什么？”“你有什么感觉？”“你想要什么？”
有一个“是”，就必然有一个“否”。决定一件事总是意味着放弃其他的事。如同一位治疗师向犹豫不决的病人指出：“决定是非常昂贵的，代价是其余所有的事。”92放弃始终伴随着决定。人必须放弃其余的选项，通常放弃之后，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决定是痛苦的，因为它们意味着可能性的限制；而人的可能性越是有限制，就越是接近死亡。实际上，海德格尔把死亡定义为“未来可能性的不可能”。93受
有些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盲目前行，相信自己走在康庄大道上，所有岔路都是偏僻小径。但是带着觉察和想象力前行的人，由于想到自己不可能再遇到这些岔路，就会受到触动。有些人因为无法两条路都走而停下来，在十字路口坐下，幻想自己如果坐得够久，两条路就会自动变成一条路，使两条路都走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成熟和勇气是能够做出这样的放弃，很大程度上，智慧能够找到使自己尽可能不停下来的方法。
不论是侵犯别人或自己而有的内疚，最好的应对方式是补偿，甚至这可能是唯一的方式。人无法让时光倒流。人只能通过改变未来以补偿过去。
像我讨论过的那样，决定是痛苦的，因为深入思考的话，决定让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不只是自由，还有根本的孤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自为自己的生活处境负责。如果一个人能找到并说服另一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他就能在拥有决定的同时避免孤独的痛苦
人可能通过拖延来逃避决定，直到外界的代理者或环境为他做出决定。尽管这种人或许没有感觉到已经做了决
无论做了决定，还是没有做出决定，都不是最终结果，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个体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决定。一次没能实现的决定并不预示着每次都会“搞砸”，也不一定影响下一次的决定；人们可以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有时病人只是还没准备好或是还没能做出决定：两方面的选择过于均衡；病人的焦虑、将会后悔的预期过高，以及对于决定的“意义”(我稍后讨论这一点)了解太过有
回报”虽然是个新的术语，但却是旧的概念。不论我们谈论的是“意义”、“回报”或“继发获益”，我们都是在说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对自己有益处的。我们总会发现，那些看似自毁的决定，如果从病人的经验世界去看，它们也是合理的，它们是以某种高度个人化或象征化的方式在保护自己
解释、分辨和标记必然伴随着对事物的掌控出现——或是伴随着掌控感，反过来，掌控的感觉能引发有效的行为
存在主义治疗师处理内疚时，不关注过去所做的不良选择，而是关注病人对未来选择的拒绝
可是，过去还以另一种重要方式推动着关系——详细了解一种特殊人际态度的早期形式，增强了共情的可能性。
探索过去是为了促进、加深当前的关系
没有一种关系可以消除孤独感。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存在的。但是孤独感可以被共享，爱能够弥补孤独感带来的痛苦。布伯说：“伟大的关系可以突破孤独的障碍，压制它的严厉规则，在不同个体的自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跨越对世界的恐惧深渊。”
我相信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存在是孤独的，并且毅然地面对孤独，我们就能够真正地去爱他人。可如果我们在深不可测的寂寞前为恐惧所征服，我们就不能够真正和他人建立联系。相反，我们会为了力图不在存在的海洋中溺亡，而向他人疯狂地舞动双手。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根本不是真正的关系，而是一种混乱、失败、扭曲的关系。在这种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无法把他人感觉为像自己一样，是有感情的人，是同样孤独、同样害怕、同样试图让世界显得不那么诡异的人。相反，我们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就像是对待工具或者器械一样。他人不再是“他人”，而是“它”，为实现某种功能而被放置在我们的世界中。其最基本的功能，当然是否认孤独，可对否认孤独的觉察会让我们太过靠近被压抑的恐惧。我们需要更深的隐藏，于是出现了功能之上的功能。我们把关系处理为能够提供某种产物(例如，权利、共生、保护、崇高、敬爱)的东西，由这些产物帮我们对抗孤独。
如果人并没有用自己的全部存有与另一个人建立关系，而是对自己有所保留(例如，以贪婪或者期望回报的方式建立关系)，或是在关系中保持客观的态度，像个旁观者，思考着自己的行为使得对方产生什么印象，那他就是把“我——汝”的相会变成了“我——它”的相会。
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真正地建立关系，就必须真正地倾听对方，抛弃所有对对方的预设和偏见，允许自己受到对方反应的影响。布伯对于“真诚的”和“虚假的”倾听的区分显然对治疗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
马斯洛认为存有之爱是非占有性的，是欣赏而非需求，这种爱更丰富、更高阶，是更珍贵的主观体验
爱不能带走孤独感，孤独只能被面对而永远不能被抹杀。爱是我们应对孤独的最佳模式。
爱人的意思是主动关怀他人的生活和成长，对他人的生理或者心理需要积极回应，尊重他人的独特性，以对方的本来面目看待对方，并且帮助对方以自己的方式成长和展开自我，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关爱另一个人意味着要尽可能彻底地了解对方，体验对方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够无私地和对方建立关联，就能自由地体验对方世界的各个部分，而不是某个符合某种功利目的的部分。一个人把自己拓展到对方的世界，认识到对方是另一个有感情的存有，对方有着自己的世界。
带有强迫性的性关系打破所有真正关爱的规则，把对方当作是工具，使用的只是对方的一部分，与之建立关系的也只是对方的一部分。在这种模式下的交往意味着两个人建立关系的目的是得到性，越快越好，而不是相反，把性作为深刻关系的体现和促进因素
和他人建立关系总是会让自己更丰盛而不是更贫瘠。
房间里有几个人？在一个成熟的、有爱的关系里，一个人和对方整个的存有建立关联。如果为了观察关系或者观察自己对对方的影响而保留部分自我，那么就无法建立真正的关系
关系的失败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只是部分地和另一个人建立关系，也可能是一个人部分地和某种对他人的幻想建立联系
一个真正的、关爱的关系是和另一个人的关系，而不是和任何来自过去或者现在的这段关系之外的人的关系。移情、隐藏的动机和目标，都需要被铲除，才能让真诚的关系得到建立。
而那些愿意持续地、以真诚的方式对待他人的人，会因为在内心世界容纳其他人，而淡化存在的焦虑。他们能够因为爱去接触他人，而不是因为匮乏而抓紧他人。
回想一下布伯关于我——汝关系的说法：当“我”与另一个人建立真正的关系，“我”就会产生改变，完全不同于遇到“汝”前的我。“我”会经验到自己全新的部分，不仅仅向他人敞开，也向自己敞开。即使病人与治疗师的关系是暂时的，亲密的体验却是恒久的，永远无法拿走的。亲密的体验作为永恒的参考点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提醒自己有建立亲密关系的潜力，而亲密关系所带来的自我体验也将是恒久的。
个体学习到自己能从他人那里获得什么，而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什么。
因此弗兰克尔说：“快乐是自然产生的，无法追求而得。”(阿伦·沃茨则说：“当你寻找快乐的时候，就是你失去它的时候。”)76快乐并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个人追求目的的副产品。
害怕绝对的孤独也促使人向外寻找认同感，成为更大的团体的一部分，或是献身于某种运动或理想，这些都是否认孤独的有效方式。